苟成神

“黄金时代”请你放下文艺范儿

分类:写作技法 · 更新:2026-11-12 · 来源:书籍提炼

文艺范写实匮乏

「文艺范」听着像个好词,可当它变成写作者看世界的滤镜时,就成了「文艺之殇」:只留住华美,看不见袍子底下的虱子。这篇借电影《黄金时代》解题,讲清一件事——真正的文艺不是把苦难拍得浪漫,而是敢于以琐碎的真实去洞穿宏大的幻象。

示意图:华美的长袍下爬满虱子 电影《黄金时代》的官方口径说,黄金时代是「一群精气十足的青年,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」;宣传语则是「还原了一个充满自由理想、海阔天空的时代」。 但作者提醒:回到萧红的原话。

1936 年冬天,在日本休养的萧红给恋人萧军写了一封长信,信中说——窗上洒满白月的当儿,她愿意关了灯、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;就在这沉默中,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她心上:「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?此刻。」她摸着桌布、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,把手举到面前,模模糊糊确认这是自己的手。

作者在这里下了个断言:这是小两口的家信,不是预知千秋事的推背图,不是以隐喻象征为能事的现代诗,也不是政治寓言、革命密语。萧红妥妥地在说「我的黄金时代」,就不要帮她一顶又一顶地扣帽子了。 何以黄金时代?因为「自由和舒适,平静和安闲,经济一点也不压迫」。

倘非要再加阐释,至多的一点空间也只是:彼时萧红得鲁迅提携、和萧军联袂成名,已是左翼作家群中一对闪亮的新星,才华好歹不会再遭埋没了。 《黄金时代》令人赞赏之处,就在于它基本摒除了文艺范:没有精美的服装、讲究的发型,也没有用暧昧的光线和模糊的镜头来处理场景。

萧军前往萧红被困的小旅馆——那个「金风玉露相逢」的文学史传奇时刻——就那么令人错愕地展开于一个墙上沾满黄色油污、床铺腌臜不堪的空间中。 作者由此想到电影的编剧李樯,那个数年前编了《孔雀》和《立春》的人。在《孔雀》中,李樯把匮乏年代里「人如被瓮罩着的笋、在暗无天日中扭曲生长」的状态呈现得淋漓尽致。

李樯似乎对「贫贱将人灰」、对人与物质资源的纠葛这个永恒戏剧主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能力,能令观众体味到残忍的真实、切肤的痛楚。把这种能力用到《黄金时代》的编剧中,就有了萧红向邻桌的裱花蛋糕投去的匆匆一瞥、二萧以脸盆喝水等细节。

作者说,中国是一个遭触底贫穷贯穿百余年的国家,文学中有关饥寒交迫的描写屡见不鲜甚至泛滥,然而真正擅写贫穷的作家似乎并不多——写得好的,竟然还要远绍至鲁迅。 《伤逝》里写:只是吃饭却依然给人苦恼,菜冷倒无妨,然而竟不够,有时连饭也不够;阿随(家里的狗)也将留不住了,子君早已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引它打拱或直立;冬季逼近,火炉成了很大的问题。

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,逼迫人不能在家庭中安身;「我」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天堂——那里无须买票,阅书室里装着两个铁火炉,纵使烧着不死不活的煤,单是看见装着它,精神上也总觉得有些温暖。 作者点出,真正令他想起《伤逝》的,不只是剧中饥馑与寒冷的场景,而是一种「以琐碎的真实来洞穿宏大的幻象」的张力。

《伤逝》洞穿的,是娜拉出走后女性得解放、天地任遨游的幻象,是自由恋爱后夫妇皆欢愉、白头能到老的幻象;而《黄金时代》所洞穿的,则是当下盛行于一部分年轻人中的民国想象——一种叶公好龙式的、拒斥真实的心理。

文艺范(误区) | 写实(正解) 「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」——只看见华美与戏剧性 | 爬满的虱子——当事人每分每秒的咬噬 隔着时光的河,不切肤、不痛痒 | 捏起袍上的虱子,把它隐红而饱胀的腹部展示给人看 民国想象、自由理想、海阔天空 | 脏乱差的旅馆、无暖气的房间、难民如蝼蚁的码头 作者进一步说,萧红成就文学声誉的这份敏锐感受力(或曰强烈直觉),也正是毁坏她个人生活的源头:她是一个感性浓烈而理性薄弱的人,没能力在乱世中妥善安排生活,只要能躲开痛苦,再糟糕的决定她都无法免除——抓住这一点,她那些令人大呼狗血、深感诡异的人生选择(和逃婚对象汪恩甲同居、和端木蕻良结合等等),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。

才华 | 对人生痛苦无比敏锐的感受力——《生死场》写东北农民「蚁子似的生活着,糊糊涂涂地生殖,乱七八糟地死亡」 代价 | 感性浓烈、理性薄弱,无力在乱世中妥善安排生活 悲剧 | 神经敏锐,却生在一个「虱子大繁殖」的时代 作者借契诃夫《醋栗》里那段话,说出自己的压抑感:每当想起人的幸福,思想里就常夹杂伤感的成分;面对那个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,内心充满近乎绝望的沉重。

是啊,他感到压抑——他渴望真正的文艺,那种能为读者与历史、与小说人物建立起真正的个人化连接的文艺,那种拓展生命广度与深度的文艺。

作者希望看到年轻人醉心于真正的文艺,而不是像经营产品的「调性」一样营造文艺范;也希望 80 后、90 后作者能写出像阿城《树王》里那样的文字:六爪眯起一只眼,把手放在「我」手背上猜东西;「我」把糖啪地拍在桌上,灯火跳了一跳;六爪看看母亲,稳稳地伸出手,把糖拿起,凑近灯火翻看、闻一闻,把一颗攥在左手心,小心地剥另一颗——右手上那只异指翘着,微微有些颤;糖放进嘴里,闭紧了,呆呆地望着灯火,忽然扭脸看「我」,眼睛亮极了。

匮乏年代里,一颗糖就能给小孩子带来如此巨大的满足。

萧红《生死场》 | 苦难密集遍布于一部作品 | 才华的本质是对人生痛苦无比敏锐的感受力 鲁迅《伤逝》 | 用吃饭、火炉、小狗这些琐碎真实 | 洞穿「自由恋爱必幸福」的幻象 阿城《树王》 | 一颗糖就写成巨大的满足 | 洞穿主流作家合力塑造的「鬼域幻象」 阿城的另一篇小说《孩子王》里,多认识一个字、拥有一本新华字典,竟然也是人生的一大慰藉。

作者说,和鲁迅一样,阿城的文字也有洞穿幻象的力量,而他所洞穿的,是当代主流作家们合力塑造的鬼域幻象——刻意的美化和刻意的丑化,说到底都是在逃避真实。 问自己:你写的东西,能不能让读者同历史、同人物建立起真实的个人化连接?能,就是文艺;不能、只能提供一种轻盈透明的「调性」,那就是文艺范——说到底是文艺不足、范来凑。

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,爬满了虱子——当事人被咬噬得不胜其扰,隔着时光的河,旁人的眼里却只剩华美。 下次你想把一段苦难写得「美」的时候,先停一下:你是要展示那袭华袍,还是敢把袍下的虱子捏出来给人看?放下文艺范,不是为了写得难看,而是为了写得真——只有真,才能让读者与历史、与人物建立起真正的连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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